近世中韓關係：宋、金與高麗三角互動 (1版)

宋史大家黃寬重教授六十載研究集結 　　砌磚夯土，再構南宋半壁山河   　　相較漢、唐武功盛世，南宋在過往很長一段時間代被貼上了「積弱」的標籤。所謂「半壁山河」，除了是相較北宋而言喪失大片國土的直述句，更隱含南宋是據守南方的「殘缺政權」之意。在此觀點下，南宋被視為庸碌腐化、委屈求存的朝代，直到當代學界以「背海立國」視角重新審視南宋歷史後，才逐步翻轉「半壁山河」的意義。   　　黃寬重教授近六十載的學史生涯，以「再構南宋半壁山河」為畢生志業。藉爬梳整理史料，穩健紮實地探索、重新認識南宋的面貌。此套研究彙叢以「半壁集」為名，黃寬重教授除了希望畢生研究能翻轉讀者對南宋半壁山河的負面刻板印象外，也期待學界持續在南宋史研究領域砌磚夯土，攜手構建南宋的半壁山河。   　　《半壁集》收錄黃寬重教授多年來發表的期刊論文與研究成果，並依主題分冊編輯出版，包括「家族與社會」、「地方武力」、「文獻整理及其價值」、「東亞地緣政治角力」，並預計陸續推出「政局變動的戰、守、和博弈」、「為學基本功」、「知人論事」等冊。   　　《近世中韓關係——宋、金與高麗三角互動》 　　地緣政治角力，形塑東亞國際秩序 　　從近世中韓互動審視南宋時代變革   　　宋、金與高麗三者之間長期的互動關係，彰顯出十二、十三世紀東亞國際秩序的複雜性，以及弱勢政權在外部環境驟變的情況下，進行各種政策調整以求生存的努力。作者先蒐集、整理中韓史籍乃至碑刻資料，依序排比列成年表，確定時序以掌握關係的變化，作為探討議題的基礎；再逐步整理相關史料，蒐集、整理中韓研究既有的論著，透過中國史與高麗史的相關史籍互相參照，對長期以來中韓關係史研究進行綜合性的觀察評述。   　　除了政治、外交層面，黃寬重教授亦從不同面向切入，進一步觀察宋、麗關係的變化。例如中韓雙方的交流過程中，在實用性器物以及具典藏價值的文物上常互換有無，說明在外交關係時斷時續的情形下，兩國仍有實質的經濟與文化交流；而山城防禦蒙古的經驗，對宋、麗國運以及人民際遇有所影響，兩國之間是否相互學習或影響，亦值得探討。經由國際互動來看待南宋的處境和政權特質，得以確認宋朝是從東亞世界秩序的視角處理其外交政策。   　　黃寬重教授在因緣際會下投入中韓關係研究，也曾親赴韓國進行史蹟踏查、參觀，並與韓國學者交流請益；作者的研究歷程中，受到許多師友、前輩的協助與交流，得以收穫豐碩成果。也曾收到韓國方面資助進行訪問研究，利用豐富藏書以及實地考察，認識地形風貌並結合史、地典籍的記載，擴展中韓關係的研究議題。   　　在作者開展研究前彙整書目的準備工作過程中，也見證了中韓關係研究從附庸蔚為大國的盛況，以及資訊科技及數位化急速發展的過程。後來在國際關係、時空背景與作者研究方向調整下，雖決定告別中韓關係研究，鮮少再觸及中韓關係議題，但本次作者修訂舊稿彙集成冊，使本書成為其學術生涯的紀錄與見證。

〉發表於《韓國學報》第4期（1984年，頁193-232）。不久，再增補成專書《中韓關係中文論著目錄》，共錄一千七百二十八條論文與專書，由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於1987年出版。1992年以後，我雖然不再探討中韓關係，但因韓國廣設基金，大力鼓勵中國大陸學者研究中韓關係，致論著大增。1998年5月中央研究院成立東亞史區域研究計畫，張存武教授囑我再彙整研究成果，於是邀請清華博士生張斐怡小姐協助，蒐集至1998年為止，以中文撰述或譯述的論著，輯得論文七千四百零九筆、書籍一千五百九十一筆，共八千八百筆，獲中研院東北亞計畫支持，出版增訂本《中韓關係中文論著目錄》（2000年7月）。整理期間並發表〈海峽兩岸中韓關係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文於《韓國學報》第16期（頁1-24，與張斐怡合著），對長期以來中韓關係史研究進行綜合性的觀察評述。   　　研究書目編纂和資料編年，都是我開展研究的準備工作。三次彙整書目的過程，一方面見證了中韓關係研究短期間內從附庸蔚為大國的盛況，另一方面也看到資訊科技及數位化急速發展，傳統方式蒐集、整理研究成果，以紙本形式保存流傳的出版品，已成為歷史的遺蹟。   　　自1986年起，我因張存武教授的推薦和師友的邀請，幾乎每年都到韓國參加學術會議和考察訪問，如二次應金善昱、張寅成教授之邀，到忠南大學百濟研究所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及進行山城的訪問調查，特別是「三年山城」之旅，加深我對山城防禦的印象。此後又得到韓國振興財團、大宇財團的資助，應閔斗基教授的邀請到漢城大學進行訪問研究，有機會利用奎章閣豐富藏書，以及到漢城近郊及江華島實地考察，認識地形風貌並結合史、地典籍的記載，擴展外交關係以外的研究議題。   　　這段期間，我開展的研究議題有二，一是中韓文物交流。我在廣泛閱讀南宋中韓文集、筆記小說和地方志等史料，發現中韓官方與民間交流的過程中，也購買或交換實用性的器物及具典藏價值的文物，且是雙方互換有無，非中國單向出口，論文發表於《韓國學報》第10期（1991年，頁59-74）。當年也應韓國震檀學會之邀，參加在新安木浦召開的會議，發表〈宋麗貿易的文物交流〉一文，收錄於《震檀學報》第71、72期合刊（1991年，頁336-347）。這二篇文章對舊說頗有補充。第二項研究議題是山城防禦。我早年探討南宋民間自衛武力時，雖關注宋金邊境上民間據險抗敵的據點—山城與水寨，不過，當時僅據典籍文獻的記載探討。1984年我在漢城及大田見到實景。1989年我到四川重慶合川釣魚城參加會議並實地考察，次年夏天又到成都考察金堂、雲頂等山城，對山城防禦有較具體的掌握，覺得可以將宋與高麗結合研究。1990年向大宇財團提出南宋與高麗共同以山城抗禦蒙古的研究計畫，在金渭顯、辛勝夏二位教授的陪同下，實地赴江華島考察，1993年在《中國史研究》發表〈山城防禦：以南宋、高麗抗禦蒙古研究為例〉（1993年第1期，頁102-112。又於2000年以英文發表於Warfare in Chinese History  (Leiden: Brill), pp. 222-251）。完成這一個研究項目之後，我決定告別南宋中韓關係史的研究。   　　由於諸多因素，1992年我成為韓國研究團隊的逃兵。其一是當年南韓與中國大陸建交，和臺灣斷交，以及韓國國家意識抬頭，韓文盛行，增加溝通交流的困難，讓我的內心受到衝擊與震撼；其二是我聯繫學界同道，籌劃宋代家族與社會的國際合作計畫，已獲蔣經國基金會審查通過，研究工作亟需開展，加上學術服務的行政事務增多，不易抽出較長時間進行移地研究，遂決定告別中韓關係研究。此後，除了因應韓國研究熱潮，重新整理、編輯研究書目並綜合研究成果撰成回顧論文外，我未再觸及中韓關係的議題，因此本書所收論文都是二十五年前的舊作，其缺憾與不足是很明顯的，但這十餘年在個人學術成長上，是一段特殊的機遇，研究也有些許突破。因此願修訂舊稿，彙集成冊，既記述學習成長的歷程，也向同道請教。   　　我有幸結識老友金渭顯教授，開展南宋中韓關係史研究，又獲張存武教授的鼓勵、推薦與鞭策，得到各項資助及韓國前輩、師友的熱切協助，讓我可以向前輩請教、到圖書館訪察史料，及考察許多山城名勝，近一步將實地觀察與歷史文獻結合，增益了我對研究議題的認識，感悟歷史的價值，其意義遠非單純的拼湊文獻，提出觀點的論文可比。同時在漢城街頭頻繁遭逢學生與農民運動，深切感受到韓國激烈的民風與民族意識，這些日常生活中隨處遭遇到、觀察到的景象，較之閱讀書本的體悟更為深刻、真實；有機會藉由現實場景，回觀歷史情境，是我最感快慰而難得的經驗。更重要的是，我從研究中韓關係史，看到十二、十三世紀東亞國際秩序的複雜性，及弱勢政權面對變動不羈的外在環境，選擇調整對外政策，及進行內部的調適，以求生存的無奈。而且經由研究多國之間的互動關係與政策調整，讓我從更為寬廣的角度看待南宋的處境和政權特質，對南宋時代有更完整的認識，也更能確切領悟陶晉生老師的觀點—宋朝是從東亞世界秩序的視角，順時運用各種策略，處理其外交政策的意義，這一認識不是單純研究宋朝的內政或雙邊外交關係所能了解的。   　　1984年以後，我也與日本學界密切往來。尤其得到劉子健、斯波義信、佐竹靖彥、妹尾達彥等眾多教授之助，多次到東京、京都、大阪等地進行訪問研究；既向漢學家請益，也獲讀各重要漢籍，討論宋史具體問題，唯鮮少觸及宋、日關係的議題。不過在閱讀史籍中，發現若干宋、日文物交流史料，有助認識雙方關係，遂寫成〈宋日僧侶往來與文物交流：由南宋文獻所作的觀察〉一文，作為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的獻禮（見河北教育出版社，頁248-258）。該文性質相近，將之收為本書附錄。此外，為感念張存武教授長期鼓勵、提攜我致力中韓關係史研究，並對我第一本出版的《南宋研究論文集》(1985)有關中韓關係的部分寫了〈讀後感〉一文，附在該書之後。不幸今年2月10日張教授以九十七高齡辭世，為永誌他的恩澤，也將該文列為附錄之二，是為序。